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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骥才:文化守护者70岁又出发
2016-04-15 09:06:33   来源:人民日报海外版



  过去十余年,他把抢救民间文化做得轰轰烈烈,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、画家、教育家。70岁后,他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。为了这项新的事业,他打算再次“从头开始”。
  冯骥才70岁了。
  白发是有的,但不算多。岁月并不总是催人老,尤其对于他。天生的强健体魄,常年勤于思考与走南闯北的田野调查,让他依然精力充沛,可以大声谈笑,走路生风,脑子里、手边上有干不完的事儿。
  过去十余年,他把抢救民间文化做得轰轰烈烈,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他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、画家、教育家。大多时候,大家眼中的他,是不停顿抨击伤害文化传统时弊的学者,是大量而密集地发动一场场抢救运动的知识分子,拷问的都是令这个时代振聋发聩的命题。他说,我把自己钉在了文化的十字架上。
  对于自己,他则很少谈论。很多朋友,甚至不知道他的家世。不只别人,连他自己也常常因为忙碌而忘记年龄,忘记自己。直到某一天,突然发现,不知从何时起,自己在镜头里变成了眉头紧蹙、忧思重重的老头。直到某一天,《时光倒流七十年》的音乐击中他,翻天覆地般伤感的旋律把他带回时光隧道,数不清的往事迎头飞来。
  童年和少年是一团发光的梦
  在冯骥才的印象里,童年到少年是一团发光的梦:明亮、温暖、朦胧、无忧无虑。
  他虽然出生在天津,他父亲的家族却在浙江宁波,母亲则来自齐鲁大地的名城济宁。准确地说,他出生在一个商人的家庭,从爷爷到父亲都是一生经商。父亲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他们家在天津英租界腹地大理道有4栋楼宇,光汽车就有4辆,两个司机,8个佣人。
  殷实的家境并没有助长冯骥才的纨绔之气,反而很早就让他看淡了钱这回事,“我的天性看不到生活中的商机,对营利的事毫无兴趣”。然而,对于“我是谁”“我将来会死吗”“宇宙的边儿在哪里”这类问题他却十分好奇,勤于思索。
  人的天性从少年时期就可以看出来。母亲说小时候的冯骥才,早晨没睁开眼时已经开始说话了,晚间眼睛合上仍然没有闭嘴;只要有一点精力都会把嘴巴使尽——他至今仍然如此:对世界充满好奇,很多时间在自己的想象中而不是在现实中生活。
  由于太不守规矩,初中一年级他就被学校贴告示警告处分。到初二加入少先队时,他的身高已超过一米七,对运动特别是篮球和足球热情高涨,一直是学校的篮球中锋。初中叁年级时,他开始学习国画,曾先后师从严六符、惠孝同、溥佐、张其翼。此后,又师从国学家吴玉如学习古文。
  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本可带他走上更高的学府。然而高中毕业后,在考取中央美院而大有希望被录取的当口,他最终因为“阶级出身不好”被拒之门外。1966年开始的红色风暴,将他艺术的、唯美的、理想主义的世界一夜粉碎,迅速摧毁他的家庭。为了生计,他先后做过业务推销员、塑料印刷工,画过草帽和玻璃镜片,饱受磨难。那团发光的梦一度被掩埋了起来。
  文学和绘画已经成为生命方式
  在急转直下、一落千丈的骤变之后,冯骥才放下画笔,拿起了更沉重的文学的笔。那段时期,他手不释卷地阅读中外名着与艺术史,一个人站在屋子里背诵《蜀道难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致大海》;挎着相机走街串巷调查本地乡土文学,还大着胆子给报社投稿。
  “当时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兴趣爱好而非理智的选择。我感到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发光,有时这东西跑到我前边吸引着我,这是一种艺术的理想。”
  1979年到1989年,冯骥才是属于文学的。《铺满鲜花的歧路》、《啊》、《雕花烟斗》、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、《感谢生活》……那时,他每一部作品出来,都会收到数百上万封读者来信。有的信打开时,沙沙作响,是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边所致。
  如果那么坚持走下去的话,冯骥才或许会成为一代文学巨匠,抑或是一流的画家。他的挚友之一,着名导演谢晋曾好意劝他:你的精力太分散了,如果能集中干任何一件事都会不得了。话虽有理,但冯骥才依然我行我素。比起集中精力干一件事,他更喜欢来回穿梭的感觉。
  文学和绘画与他相伴半个世纪,如今虽不是他的主业,却已成为他的生命方式。所谓生命方式,就是不管干什么,他身上总能保存着浪漫、敏感和想象力这些编码,不生不灭,不增不减。
  “这几年,灵感还是往我身上扑,我能做的就是推开它。”
  不久前,他一个人在屋里放着音乐,看着墙,刚好有黄昏的风吹照在墙上,突然就觉得像一片秋天的松柏,秋天的风吹过来,一大片叶子在飘,有一些光影在闪。当时他想回去后一定要把它画下来,可是回家后已经精疲力尽,只好放弃。
  这些年老在路上,他脑子里常会浮现出许多小说的人物、细节,可是每次差不多想好的时候,终点到了,一下车,一握手,一说话,一吃饭就全忘了。不能随时写和画,难免会遗憾,不过把想象当做一种享受,现在的他也乐在其中。
  继续向巨大的无形的对手宣战
  在被认为是最充满创作活力的年华,冯骥才丢开最热爱的文学与绘画,去做一名文化的守护者。他承认:“开始时,只是出于一种文化情怀,并不知道我已经把另一种责任拿了起来”。
  近20年来,他卫古城,哭古街,救年画……不辞辛苦,踏遍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等7个省份的几十个村落,进行登记普查。他没想到,自己一生最忙的时期竟是在甲子之年。
  他已然分不清这一切是命运的驱动,还是责任的使然。总之,他常常觉得自己把一座沉重无比的大山压在脊梁上,并不时听到“自己脊梁骨嘎嘎作响”。在这个人们多半要“告老还乡”的人生阶段,他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——忘了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。
  这些年来,他不是没有成就感,但挫败感也常伴左右。有时他觉得自己成功了,有时又觉得很失败,特别是当他面对着巨大的无形的对手——这个对手无所不在,不是商人,不是官员——是这个社会巨大的利益需求。
  去年“两会”期间,他和一位政协委员就应不应该把钱写进价值观起了争论。金钱是需求不是追求,文化不能产业化政绩化……诸如此类的观点,只要有机会,他向来不惧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他不只要告诉全社会,还要告诉那个“无奈、孤单和弱小却不肯放弃的我”,“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,我就决不会停下来或者掉过头去”。
  “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,谁也不管谁,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……这是一条时而欢乐,时而痛苦的路;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;一条爬上去艰辛,滑下来危险的路……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,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。”年轻时,冯骥才在最灰暗的时候写过一首叫《路》的诗。
  这首诗今天读起来有着另一番骨气。去年过完70岁生日的第二天,他跳下床挥笔写了“春回”二字,问自己:难道我还要站在生活的激流中吗?答案不言而喻。他已经决定把自己未来的时间都献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。为了这项新的事业,他打算再次“从头开始”,从头开始普查,从头开始制定标准,从头开始设计规划,从头开始面对新的困境,寻找新的出路。(聂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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